根据国家统计局4月29日发布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，数据显示，2021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，本地农民工增速高于外出农民工。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，比上年增加691万人，增长2.4%。其中，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，比上年增加213万人，增长1.3%；本地农民工12079万人，比上年增加478万人，增长4.1%。

在外出农民工中，跨省流动7130万人，比上年增加78万人，增长1.1%；省内流动10042万人，比上年增加135万人，增长1.4%。

农民工作为房地产、基建背后的实际参与者，某种意义上，农民工就是国内经济的支柱。而这些支柱，一直以来就维持着不那么稳定的生计，他们工资微博、几乎没有劳动保护或福利。

而在疫情“封城”下，他们的温饱更是一个大问题。

在封了一个多月后，阿林终于可以回到他以前工作的那家上海电子厂了。阿林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，即将获准离开隔离设施，因隔离导致的收入锐减，如今阿林正急于补救。

但就在阿林准备从隔离设施出来的周日，那家方舱医院因再度有人检测出阳性，于是阿林再度被要求隔离14天。

阿林是贵州人，家里有两个孩子，分别在读初中和小学，对经济方面的压力自然也大。阿林说自己每天的工资收入大概有两百元，但几乎全部用来供养孩子，加上欠了银行30万首付的房贷，因此阿林“压力山大”。

而像阿林这样面对着生活的重压，其实还有不少人。

我们有着1.7亿外出农民工，他们大部分都分布在大城市，为经济的建设出着一份力，而过去的疫情相继在大城市爆发，或多或少，都影响着他们的收入，也进一步影响着他们的家庭。

以上海为例，上海拥有2500万人口，除开百分之二十多不用上班的老人，再除开孩子和能够居家办公的白领一族，即便如此，上海也至少有百万乃至千万级别的人口在封城期间没有任何收入，甚至还面临着解封后失业的危险。

任何一座大城市陷入停摆，损失最大的绝对不是科技产业里的白领一族们。相反，有两个群体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，一个是在制造和建筑等行业的数百万农民工，另一个则是应届大学毕业生，而今年也将有创纪录的1100万大学生毕业，他们的未来也将遭受重创。

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大问题？

吃不上山珍海味，显然算不得要命的问题。对身处那些封控区大城市的农民工而言，他们租住着廉价房，有的甚至没有燃气灶生火做法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让他们隔离一个月，这样的问题，显然就是大问题。

尽管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城镇失业率3月份比2月份还提高了0.3个百分点，但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上海几乎陷入“瘫痪”。

更重要的一点在于，我们对失业率的统计方法也有些许不同。失业率不会把农民工包括进来，而且只把那些能够在两周内开始工作的人才算作失业者，这就排除了那些长期处于封控状态下的人，或越来越多推迟找工作的年轻人。

根据财新网4月11日的报道，随着六月毕业季的进一步来临，还有许多学生尚未找到工作机会。截止到3月28日，在广东省的一所大学，今年只有13.5%的毕业生找到了工作。

根据《青年报》的报道，上海交通大学调查，大学本科生平均投递简历14.47份，获得5.47个面试机会，获取2.31份录用通知，平均需要用时2.52个月；南开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简历31.62份，获得10.28个面试邀请，收到录用通知3.01个；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23.34份简历，平均每人获得2.92份录用通知。

而以失业率计算那些两周内开始工作的人才算作失业者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，即便是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，毕业生投递简历包括拿到录取通知，平均下来也需要耗费2.52个月。

因此，一些数据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，但也让我们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以及紧迫性。

而在最近，我们还宣布针对失业农民工将发放生活补助，还将为雇佣年轻人的企业提供补贴。

这个消息表明，问题也许比我们常人所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些。

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生高级研究员斯蒂芬·罗奇说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，我们也曾提高了向农民工发放的失业补助。

罗奇还说：“这本身就是一个暗示，表明劳动力市场的这个临时工部分有出现某种更大情况的可能，这很有可能是自2008-2009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。”

农民工作为一种“弱势群体”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，他们身处的位置则变得更加尴尬。

农民工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或简陋的临时搭建的板房里，而在工厂和工地停工后，许多人付不起房租（工地薪资都是年末发），或被困在工厂里，甚至还有些人睡在立交桥下或住在电话亭里。

以今天的00后、90后的人生际遇来看，他们之中可能从未有人睡过立交桥和电话亭。

这是新时代的“何以为家”。

在上海这座2500万人口的大城市，即使只有0.5%的人无法生火做饭，那么也有125000人面临着温饱问题。

餐厅服务员、工地农民工、工厂工人，这些岗位中，能够具备生火做饭这个条件的，实在是少之又少，他们大多住着集体宿舍，疫情一旦发生，他们也只能吃泡面这样的速食产品，很难吃到真正过“烟火”的事物。

而上海也曾承认，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封控期间有所增加。还有一位女士，在上海住着一平米二平米的电话亭无法离开，作为现代人，我们很难想象她是如何解决自己的卫生需求的。

也许，在极端条件下，这些都不重要。

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我们是如何定义“极端条件”的呢？

昨晚笔者又去重温了张宏杰所著的《简读中国史：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》。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：

财政供养人数的扩张本身其实并不太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随着人数的扩张，背后是腐败的加剧。如此多的人拼命挤进官僚系统，并不是为了挣那份死工资，而是为了能获得寻租的机会。

第二遍再读这本书，无不感叹历史的轮回意义。数千年前的问题，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问题。

有些问题确实讨论起来很敏感，但读历史的确可以让我们深切明白，历史的轮回意义和启发意义，如何避免重走前人走过的误区，这是今天我们应该去关心的。

从内心讲，我会推荐大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都去读读这本书，以历史的视角去看待问题，跳出固有框架，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看法。

你会发现，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情况和不一样，作为人，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一些现象你会发现，很多东西都是过去发生过的，都是过去已有过的教训。

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来看，今年第一季度，每名应届毕业生只有0.71个工作机会，这是自2019年有数据以来最低的数值。

工作机会这是针对企业主的，站在应届生的角度来说，工作机会并不代表着我会投递简历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找工作于今年而言，可能竞争会更为激烈一些。

一位师弟上个月告诉我，他并不担心就业面临的竞争，他更担心的是疫情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。

“我不怕光明正大地竞争，但疫情就是看天了，努力根本没有用。”他说。

end.

关键词：